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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的搜求,乌兰察布革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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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
发布时间:2010-06-1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朱乃诚点击率:

旧石器式的新石器研究新方向:《百色革新桥》序
发布时间:2013-03-22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邓聪点击率:

泰国考古学的研究发展与其它东南亚大陆国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1904年<<法国远东学院院刊>>(the
Bulletin of Ecole Fransaise d’Extreme
Orient)收录的有关泰国的资料,对於在泰国建立一个类似的学会起了重要的作用。2月26日,在曼谷东方宾馆(Oriental
Hotel)举行了一次会议,由39个对此感兴趣的人参加,目的在建立一个学会
“研究和增进暹罗及周边国家的艺术,科学和文学的发展”,发表学术论文,建立一个图书馆,扶持一个人种史博物馆。

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认识,在1977年以前从理论上限定于地质年代上进入全新世开始至距今7000年之前,即从距今10000年以来至仰韶文化之前的这一时间段。所以,1977年在黄河流域发掘了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并测定了年代为距今七八千年之后,自然就将这些文化遗存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但1983年吴汝祚则认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距今七八千年的文化遗存不宜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应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1]
。这个认识在1987年试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并测定其年代距今10000年前后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并在探索原始农业、尤其是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开始明确分布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分布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等距今七八千年的文化遗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代表[2]
。所以,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发掘及其年代的测定[3]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后来,在北方地区相继发掘了北京怀柔转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等遗址,在南方地区相继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邕宁顶蛳山、桂林甑皮岩等遗址,或是重新分析研究华南地区以往发掘的一些遗址中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桂林甑皮岩等遗址,着力探索原始农业的起源、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等重大课题。重新认识新石器时代几项基本特征的起源,如磨制石器的起源、陶器的起源、农作物与家畜的起源、营建房屋的起源等[4]
。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笔者案:近年来,从法国旧石器研究所衍生工作链或连锁动作的概念,在国内不同时代的考古学中被迅速的应用扩散。这种方法重视从器物原料获得、制作、使用以至入土全部过程。我们多次尝试用这种旧石器式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新石器、青铜器时代的玉作坊和制品,其中兴隆洼、牛河梁等是一些已公布的成果。最近我们也看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在中美合作杉龙岗遗址发掘工作中,成功地运用了这种
“旧石器式”
的新石器遗址发掘方法。2002年广西百色革新革被选为十大考古发现,理由也是利用了旧石器式的研究技术。我可以断言,旧石器式
工作链或连锁动作的概念,必定会在中国考古学引起重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乐于推荐《百色革新桥》一书的原因,并为序。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文化遗存
目前已发现确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约有10多处遗址,大致可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北阳原于家沟等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在南方地区主要见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与庙岩、临桂大岩、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牛栏洞等遗址。
徐水南庄头遗址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太行山东麓与白洋淀之间的河流冲积扇上。1986年发现,1986—1997年进行了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00余平方米。在马兰黄土层之上、湖相沉积层之下的文化堆积层内发现了约距今1万年的灰坑和用火等遗迹,陶器、石器、骨角器、木棒与木板等遗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骸和植物花粉[5]
。其中陶片有50余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不纯,烧成温度低,多数有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可辨器型为罐和钵,有的陶罐底部有烟熏烧烤痕迹,有的陶片上有钻孔。石器有磨盘、磨棒等。骨角器有镞、锥。动物骨骼有鼠、鸡、狗、狼、猪、马鹿、麋鹿,以及鸟类与鱼鳖类等遗骸。周本雄推测猪和狗可能是家畜[6]
,在一些骨骼上有烧烤痕迹。发现的植物花粉以草本花粉为主。经碳十四测定木炭与木头样品,年代数据为距今9700–10500年,其实际年代可能还要早数百年。
南庄头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确认的全新世之初、距今1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由此提出了我国境内的食物生产和陶器制作可能起源于距今1万年的探索课题[7]
。金家广、郁金城还依据陶片上的绳纹纹饰,推测当时存在纺织技术[8] 。
怀柔转年遗址
北京怀柔转年遗址位于燕山南麓、长城北侧的白河北岸二级阶地上,周围地貌为山谷盆地。1992年发现并试掘,1995、1996年发掘400平方米,出土遗物18000余件,以石制品为主,以及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等[9]
。石器有小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少量磨制石斧、磨盘、磨棒与石容器。细石器有石核、刮削器、细石叶等,其中楔形、铅笔头形细石核,细石叶和圆头刮削器等,具有典型细石器的工艺传统。小型石斧和石容器多选用硬度较低的石料制成。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从断面上可见片状贴筑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脱落,器形有筒腹罐和直腹平底盂,个别口沿外附加堆纹和乳凸装饰,呈现出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风格。其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的两个样品,分别为9200±100年和9800年,实际年代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
转年遗址的发掘,使学术界开始认识到燕山南麓地区在探索新石器文化起源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对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进行再次发掘。
门头沟东胡林遗址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位于永定河支流清水北岸的二级阶地上。1966年曾在这里的马兰黄土顶部、全新世黄土底部发现3具人骨架,似为一座墓。其中两具为成年男性二次葬,一具为约16岁女性一次葬。随葬品有2件蚌壳制品和数件打制石片,在女性骨架的颈部和腕部有骨制项链和镯。周国兴在当时认为其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早期[10]
。但由于没有发现磨制石器和陶片等,这一发现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在北京怀柔转年遗址发掘后的2001年,对东胡林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70余平方米,发现烧火遗迹5处,有的可能是临时灶址。残墓人骨一堆,以及一批石器、陶片、骨器和动物骨骼,并采集到刃部磨光的小型石斧[11]

2003、2005年又进行了第二、第三次发掘。第二次发掘100平方米,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几处火塘、灰坑等遗迹,以及一批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12]
。第三次发掘面积80平方米,又发现一座保存赛完好的屈肢葬墓葬,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13]
,再次获得一批较丰富的石、陶、骨、蚌器等遗物。
2001–2005年三次发掘,共计发现墓葬3座、火塘10余座。火塘平面多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一般0.5–l米,深0.2–0.3米。火塘内一般堆积有大小不等的石块、动物骨骼及灰烬。有的石块和兽骨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数量较少,仅见小型斧、锛类器,一般只是局部磨光,器身仍保留着打击疤痕,仅个别小型器物通体磨光。还有琢磨的石磨盘、磨棒。磨盘一般平面近椭圆形。磨棒剖面有近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还发现了石臼和用于研磨赤铁矿石颜料的石研磨器,以及使用过的赤铁矿石。陶器残片有60多片。多数为器物的腹部残片,少数为口沿和器底。均为夹砂陶,以夹粗砂为主。器表多不光滑,表面一般为红褐色或灰褐色,因烧制火候不高,大多数颜色斑驳,质地也较松软。大多数为素面,少数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纹。有的为泥条筑成,有的可能系泥片贴筑,都为平底器。器型有平底直腹盆,以及罐、碗等。骨器有锥、笄、鱼镖、骨柄石刃刀等。蚌器主要是用蚌壳或螺壳制作的可系挂的装饰品。发现的动物骨骼以鹿为主,另有猪、獾等,还有螺、蚌、蜗牛等软体动物。最大的蚌壳长达20厘米。
东胡林遗址的年代,经对20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分析,约为距今10000–9000年[14]
。这是目前为止北方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获得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对动植物遗存分析表明,当时处于全新世早期,年平均气温可能与现在接近或略高[15]
。发现的各种石制品,尤其是细石器、骨柄石刃刀、鱼镖等,表明当时的狩猎采集经济较为发达。由于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存,当时是否栽培有农作物,尚不清楚。发现的石磨盘、磨棒是否为加工农作物的工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阳原于家沟遗址
阳原于家沟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桑干河支流第二级阶地。1995–1997年发掘,发掘成果的报道较为简单[16]
。发现文化层厚达7米,分为上、中、下层三部分。年代为距今14000–5000年。其中上层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下层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出土有细石器和装饰品。中层被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上、中、下各层中都出土细石器,并且均以楔形石核、细石叶为主。而在中层偏下部还出土了夹砂黑褐陶陶片和夹砂黄褐陶陶片、1件大部磨光的石矛头,以及用贝壳、螺壳、鸟骨制成的装饰品。其中一片平底陶器底部的热释光测年数据,为距今11000年。
于家沟遗址的年代跨度较大,前后达9000年。其中层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地点。但公布的发掘资料有限,对于该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与特征等,有待今后资料公布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

    暹罗学会成立后,得到皇家的资助,它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由丹龙亲王(Prince
Damrong)撰写的,题为
“论阿育塔王朝的建立”。暹罗学会的研究范围很广,但考古学的研究从学会建立之初便是一个主题。在1904年4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科罗内尔.
杰里尼(Colonel
Gerini)便重申考古学和碑铭的重要性,鼓励那些住在曼谷周围的人们向学会报告新发现的东西。这一方案得到人们的响应,到第三次年会召开时,果然就有人提交了有关蒙河(Mun
valley)流域文物的论文。学会成立的第一年底,会员便增加到成立之初的四倍。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博尔克(W.W.
Bourke)的通信中描述了泰国半岛的考古遗迹。他谈及了许多在甲米(Krabi)发现的来自印度的串珠,并认为在普吉岛发现的利用矿井开采锡矿的方法起源于印度。

引自《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1949-2009)》,刘庆柱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谢光茂编着的《百色革新桥》即将付梓。他不弃在远,嘱我为此书写序。我和谢于史前石器的研究,一往情深,特别是对旧石器的爱好,让我们得结玉石之缘。

 

[1]吴汝祚:《论李家村一老官台文化的性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第52-59页。[2]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72-83页;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第71-76页。[3]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第96l一970页。[4]朱乃诚:《中国新石器时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l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05页。[5]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第96l-970页;李珺:《徐水南庄头遗址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1日;郭瑞海、李珺:《从南庄头遗址看华北地区农业和陶器的起源》,《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3页。[6]周本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1992年第11期,第966-967页。[7]李家治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研究》,《考古》1996年第5期,第83-9l页。[8]金家广、郁金城:《南庄头与华北平原-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5页。[9]郁金城:《北京市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4页;郁金城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彩插2–4页;金家广、郁金城:《南庄头与华北平原-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5页。[10]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第6期,第12–15页。[11]郁金城、赵朝洪:《门头沟区东胡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12]东胡林考古队:《北京新石器早期考古的重要突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1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1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
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第3–8页。[15]曹兵武:《专家谈东胡林遗址的学术背景和意义》,《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16]泥河湾联合考古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5日。

在距今260万年前,人类在非洲已开始制造和使用石器。过去二百多万年中,人类在地球上制作了无数的石器工具,几乎充斥每一个角落。石器见证数百万年来人类行为进化的历程。石器更是古人类思想的化石。世界考古学所公认的重大课题,包括人类起源、现代人出现、农业经济形成、国家与文明社会肇始等。这些课题都与人类漫长的石器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历史99%以上,是在石器时代中渡过的。青铜时代象征国家与文明社会的出现,但当时生活主要的基础,同样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惠泽。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和木器的组合最普遍。因此,考古学中人类的石器,当然应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石器学」去研究。石器,无疑是理解人类历史进化最重要的根据之一。

    尽管暹罗学会把具有广泛兴趣的学者们召集在了一起,但因为缺乏政府的资助,暹罗学会从未聘用专业考古研究人员。因而,泰国政府于1924年建立了暹罗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ervice of
Siam),这个机构主要从事对一些伟大的历史遗迹如华富里(Lopburi)和阿育塔(Ayutthaya)的管理和保护。两年以后,暹罗博物馆建立,负责遗址和文物的保护。 

中国人从来对远古的石器,就很感兴趣。据《国语.鲁语》记载,孔子在陈,见到一些“长尺有咫”的石镞。他认为这是来自远方肃慎之矢贡品。唐宋以后,有关古代石器的记载就更多了。《梦溪笔谈》中,着名宋代科学家沈括深信,称为雷斧和雷楔的石斧,竟是“雷神所坠”。这只能作为古人对石器感性的初步认知。到了1920年代后,中国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入,我国学者才开始从考古和地质学的角度,对石器进行科学的探索。

1927-1928年间,鉴于泰国位於中国和发现早期人类化石的印度尼西亚之间,当时北京大学的戴维森.
布莱克博士(Dr.Davidson
Black)前往泰国探索史前人类从或通过泰国到中国北向移民的可能性,但未发现任何证据。

石器是谱写中国人类历史第一章的重要资料。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对石器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突破的成果。现实上,我国考古的教学和研究范围内,石器却仍是非常的冷门。广西革新桥遗址石器作坊的发掘,获选为“2002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其中的理由是革新桥遗址揭露石器加工工场的规模宏大,出土石器的种类丰富。这可以视为近年考古文博界,普遍对石器研究重要性的肯定。石器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的对象来说,革新桥遗址的发掘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广西地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间的石器,如瓜瓞延绵,有着很显着的延续性。在中国广大范围内,广西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有着比较高的起点。早于1935年初,杨锺健、德日进、裴文中(1904-1982)等学者在广西桂林市郊及武鸣县的苞桥、芭勋、腾翔等地洞穴,发现了一批打制的石器。据当时裴的判断,这些石器很可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现今学术界一般把裴1935年发现的石器文化,断代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裴作为中国旧石器研究的开创者,他在广西洞穴的工作,为此地新石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独有偶,谢光茂作为百色革新桥遗址发掘的领队。他早已是国际知名的旧石器研究专家。二十多年来,谢一直坚持对广西百色盆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003年出版《百色旧石器》的专刊,他是其中主要的执笔者。从这个学术背景可知,《百色革新桥》遗址的报告,从方法论以至文化传承,均贯穿了广西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运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研究的方法,实践在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锛制作工场的探索。

    埃文斯(I.H.N.Evans)或许是第一个报道泰国的史前器物者。他在1931年出版的<<暹罗学会会刊>>上发表“暹罗半岛素叻的石器”和“论素叻的石器”两文,对泰国半岛发现的磨光石斧和素叻的绳纹陶片进行了描述。而瑞士人弗里茨.萨拉辛(Fritz
Sarasin)
则是第一个试图在泰国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探寻早期人类遗迹的外国人。1931年,他主要在北部清迈(Chiang
Mai)和清莱(Chiang
Lai)附近和中部平原地区的华富里(Lopburi)周围进行了调查。

2002年广西考古学者发现了革新桥遗址,遗址分布面积估计约5000平方米。其后进行了1500平方米范围发掘工作,出土石器22,363件,由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构成。其中最丰富的第五层,被区分四个生活面,进行了精细田野考古发掘和记录。发掘过程中对一些重要遗迹的堆积,以浮选法采集了动、植物的遗存。对石器研究手段,包括遗址中同一文化层生活面中,出土石器平面测量记录,石制品和石片间的拼合的尝试,石器上残留物分析,石器原料鉴定,石器类型学和技术、功能的分析等。

 

《百色革新桥》遗址报告书,采用了旧石器研究“工作链”、“操作链”或者是“连锁动作”,即法语Cha?ne
Opératoire或英语Reduction
Sequence的概念,对石器深入分析有了很好的实践。所谓石器工作链的分析,也就是从原石获得、石器制作过程、石器使用以至埋藏,即石器一生分析的视角,把石器技术作为研究的对象。在不同的阶段所产生的石器,都是人类连锁行为于物质方面的反射,通过物质状态变化的分析,揭示人类行为系统性构造的全貌。《百色革新桥》报告书中一些精彩的分析,都是与工作链概念,紧紧相扣的。

    泰国人本身在研究艺术史和古代太文明的遗迹方面确实独占傲头。而对史前史的研究,除了早期的几项与外国合作的项目之外,则几乎是空白。两个早期的项目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引起的。荷兰考古学家范. 希克伦(H.R.
van Heekeren) 博士日本人抓获,并被迫和数千名战俘一起遣送到北碧府(Kanchanaburi) 去修筑曼谷-毛淡棉铁路(Bangkok-Moulmein
Railway)。在此期间,他在班高村(Ban
Kao)附近奎诺伊河(Kwae
Noi)河谷地带的河流阶地上发现了史前的石器。大战时的不平凡经历,成为他旧地重游的原因。他的最早的一篇报导发表在1947年的一份<<伦敦插图新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上,题为 “来自死亡铁路之石斧”(Stone Axes from
the Railroad of Death), 从而打出了泰国史前史的大标题。威廉.
亨特(Wialliams-Hunt)在皇家空军服役,因进行航空摄影,对泰国东北部的环形的有护城河的城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三个早期的人物是奎里奇.
威尔斯(Quaritch-Wales) 
,他的主要兴趣是艺术史。他研究了许多大型的早期历史时期的城址,并于二次大战前后对其中的几个遗址进行了发掘。

二、

 

早于1865年,英国博物学家约翰.拉伯克(John
Lubbock)名着《史前时期》(Pre-historic
Times),首次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Neolithic)两个名词,提倡了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区分。从最近世界考古学趋势来看,旧石器时代石器研究的方法,正全面渗透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石器的分析中。法国学界对石器的研究,一直是世界拔尖的领域。自裴文中的老师步日耶以后,法国旧石器权威波尔德(Fran?ois
Bordes 1919 – 1981)和列华估宏(A. Leroi-Gourhan 1911 –
1986),两位史前学家的学术途径,仍然是很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波尔德对石器实验制作、石器工艺学分类、统计学方法导入,对欧洲中期旧石器类型学组合的探索等,建树甚丰。列华估宏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综合,特别是他对工作链的深入分析,是石器动态技术学分析的基础。还有,列华估宏提倡对出土层位精细的区分、石器出土空间与人类行的复原等,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9年由谢杰克.蒂西耶(Jacques
Tixier)等所编着《史前学:打制石器的词汇和技术》(Technology and
Terminology of Knapped
Stone)一书中有很精彩的总结,对世界石器研究推进起了良好的作用。

    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Harward University) 研究旧石器问题的专家莫赫兰教授(Prof.Hallam
L. Movius)看了希克伦送去鉴定的石器后,派年轻的史前史专家卡尔.海德(Karl
G.
Heider)前往泰国进行考察,他试图确定希克伦当年发现物的原出土地,结果在北碧府班高村(Ban
Kao)周围发现了几个拥有石器的地点。他在1958年的<<亚洲观察>>(Asian
Perspectives) 第2期上撰文“泰国的砾石工具丛”(A Pebble-tool complex in
Thailand), 1960年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北碧府的考古新发现>>(A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Kachanaburi) 
阐述其考察结果。

2011年,英国爱尔兰国家博物馆阿伦.萨维尔(Alan
Saville)所编撰《新石器时代燧石与石器》(Flint and Stone in the
Neolithic Period)一书,执笔者主要是来自新石器研究组(Neolithic Studies
Group)与石器研究学会(Lithic Studies
Society)的会员,展示了英国近年对新石器研究的倾向。其中新石器研究组的网页
Lithic Studies: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want to
know?)标题,强调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必须向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发掘的技术看齐。这包括在田野中,对石器出土空间位置等系络细致的记录,发掘后处理的方式等。对石器表皮观察、受热情况、原料来源、加工工艺、拼合技术,以至石器出土分布最小单位存在状况记录和拍摄。他指出田野考古对出土石器精细的处理,在日后室内研究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否则石器的分析难以深入。

 

在东亚方面,日本旧石器时代对石器研究方法,很早就贯彻到新石器时代以至金属时期石器的分析中。旧石器时代的专家冈村道雄,早在1979年发表《绳文时代石器基础的研究方法及具体例子》(《东北历史资料馆研究纪要5》)。冈村文章中提出遗址构造论,重视遗迹与相关遗物出土的状况,对石器出土状况记录,石器各种属性分析,石片生产技术,石器功能研究及石器实测方法等,都是旧石器方法论的实践。其后,1980年由加藤晋平等编集《石器基础研究法》专书,更是旧石器、新石器的集大成综合之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几个主要的发掘项目的实现,推动了泰国史前考古的研究进程。这些项目包括对含有丰富的随葬品的墓葬的发掘。泰国和丹麦组成了联合考察队,对班高(Ban
Kao) ,赛育(Sai Yok)和翁巴洞穴(Ongbah
cave)进行了发掘。这是战后或许也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调查和发掘。佩尔.
索伦森(Per Sorensen) 在班高附近还发现了邦(Bang)遗址。之后,沃森(Watson)
和卢夫斯-威索瓦(Loofs-Wissowa)在谷恰伦(Khok Charoen)
发现了第二个重要的墓葬遗址。随葬品有完整的陶器,贝壳制的饰物和石斧。贝阿德(Bayard)
在农诺塔(Non Nok Tha)的发掘始于1966年,延续到1968年。苏恒翰(Wilhelm
Solheim II) 把此项目称为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和泰国艺术厅(Thai Fine Arts
Department)的联合发掘项目。这个项目也是一个较早的培训项目。有30个泰国学习考古的学生参加了田野工作。这个墓葬遗址除了发现完整的陶器,贝壳和石制品外,还发现了青铜器,提出了泰国冶金业的发生远比迄今想象的要早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国学术界对石器的研究,也有接近一百年的历史。然而,自1950年以后,在很长一段期间,我们在石器方法论的推进,除了受到俄罗斯若干的影响外,基本上与欧美、东亚等地区缺乏交流。在国内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研究,更形成隔绝的局面。这期间对石器研究方法论,可说是基本上与国际严重脱节。1963年出版的《半坡遗址》报告书中,有关石器、骨角器等的出土状态,只有“……其余都发现于居住区的房子、灶坑、窖穴、沟道和文化堆层中”,简单一句带过。这些出土遗物,都没有细致具体出土状况的记录,报告中仅对石器的类型学、工艺和功能上分析。令人忧虑的是《半坡遗址》对石器处理的模式,目前仍然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书中所常见。直到最近,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工作,仍忽视遗址中石器出土状况的记录和分析。这方面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石器研究严重滞后的现象。

 

三、

    1974-1975年间,在戈尔曼(Gorman)
和查鲁翁(Charoenwongsa) 的领导下,在班清(Ban
Chiang)进行了发掘。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和泰国艺术厅的联合发掘项目。该项目进一步强调培训泰国考古学者。这一项目和后来的诸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泰国考古学者的研究水平,而且不仅只限於艺术厅,大学和博物馆体系。泰国考古学者在田野工作,研究分析工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外国的访问学者。

从以上世界考古学和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现况,我们得以理解《百色革新桥》报告书的重要意义。革新桥遗址所以能成为2002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发掘者本身对石器专业的认识,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这里我们尝试就革新桥报告第5层揭露密集出土的石器,按不同石器组合形式、遗物空间分布的关系等,对当时人类活动性质精彩复原的片段,略作介绍和讨论。

 

报告者从石制品出土集中的地点,选取了目标较鲜明的石砧,作为单位区分的中心点,把其它石器与石砧间的关系,按视觉上区分为不同的单位,迫近石器制作活动的现场。探方T207、T208南部,分别发现三件较大的石砧,东西向“一”字排开。这三件石砧之间,相隔约一米。在T207西边大石砧,其周围分布2件石锤、2件砺石、4件斧/锛毛坯、1件石凿毛坯、1件石斧半成品、2件砍砸器等较多的石制品,散布面近似扇形,但石砧的另一边,只有很少石制品的分布。报告者据此推测,“似乎表明缺少石制品的一边是石器制作者所在的位置”。此外,T
307、T306中,也发现大致和以上相近似的现象,报告者从石器分布的疏密推论,“似为石器制作者所在的位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泰国在考古田野调查发掘(尤其是古人类学和冶金史研究领域),人员培训方面,更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外特别是美国,新西兰和欧洲学者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国史前史的全貌将会越来越清晰,并将有助于东南亚史前史和中国华南史前史的研究。

这样从石器类型组合、加工石器特征、出土平面分布状况等,去推测石器制作者原来工作的位置,令人耳目一新。据笔者所知,日本东北大学阿子岛香教授曾记录过制作打制石器过程中,对飞散石片空间分布、石片的大小等做过很详尽分析。通常来说,在制作者所蹲踞范围的周围一米以内,飞散石片的分布最为集中,石片飞散分布当然与打击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小型石片,可以从制作者的范围,飞散到2至3米以外。而制作者蹲踞后,他自身身体的位置,却往往是石片分布较少的空间。这似乎是支持了对革新桥报告者以上的推论。

不过,具体上如T207西石砧的周围,既有两件石锤,更有斧、锛和凿的毛坯和半成品等。如果是在这里确实进行石器毛坯和半成品的打制工序,相信一定会有大量加工过程中飞散分布的石片。在革新桥遗址这里,如果存在有大量在制作毛坯或半成品阶段的石片。那么这些石片的空间分布形式、大小形制差别,毛坯、半成品和石片间拼对的资料,都是判断这里是否确实为毛坯和半成品打制的第一现场的证据。如果在没有制作过程中的石片作证据,那么就可能出现其它两个的可能性。包括:

所谓第一现场的石片,曾经被当时人仔细地清理。

这里并不是打制石器毛坯的第一现场。

另外,一些石斧、石锛制作的民族学例子,也是很值得参考的。近年公布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物馆汉普顿(O.W.
Hampton)的《石的文化》(Culture of Stone: Sacred and Profane Uses of
Stone Among the Dani,
1999),详细报道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的Dani族对石斧的制作。从原料采集地点分析、石料矿物分析、采集石场所有权使用、制作工程及场地以至多名的工作者组合的制作、石器制作动机及使用等,都做了巨细无遗的记录。汉普顿这项研究,在西方的学术界受到相当的好评。我觉得汉普顿有关石料采集和制作石斧工场等的分析,都可以作为对革新桥遗址的参考。

采石场的所有权的问题,固然是考古学上难以从遗址中去论证。汉普顿指出Dani在初步打制石斧毛坯时,基本上都是在采石场周围完成,才将粗制成石斧毛坯,带往具有良质砺石的活动地点,例如是小河沿岸,或者是居住聚落周围一些沼泽水源丰富的场所,再配合大型及小型专用作砺石,进行第二步研磨石斧的工序。当然,其中也有把若干相关打制毛坯,带到聚落范围内,但基本上石制品的毛坯,都与砺石和水源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笔者同意报告书把革新桥遗址作为石器制造场遗址的定性。然而,从石器组合、石器使用痕、陶器、兽骨遗存和墓葬等的发现,革新桥人在此处生活的时间,可能并不会太短暂。我们推测这次发掘地点,正是他们研磨石斧、石锛活动的地点。

百色革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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